作者：Chris
我们想要给欧洲的读者提供多⼀点信息，关于超生产队所在处环境和村庄⾥的生活。通过观察合作社，以及比较和识别法兰克福、揭阳、其他地方之间的同异，这或许打开了⼀个有趣的视角，让我们得以更好地理解在揭阳互帮互助的母亲们，以及她们生活、工作的状态与所处的社会背景。
德国面临的是高收入、相对受限较多的劳动市场，和（缓和的）福利国家政策。要想象⼀个合作社的成立，意味着要先准备它的规划、预算和法律层面的考量。而在受管控较少、易变且相对不平等的中国社会中，产生暂时经济利基的可能性更大，比如在相对便宜的乡下生活、在都市中心销售工作。类似地，当德国需要你提前几年开始准备，在中国你可能只需要提前几个月到⼀年时间开始准备。超生产队就诞生于这样的流动的空间，基于⼀种独特的与当地村民合作的方式。
在那之前，超生产队的成员们在家⾥都有缝纫机。我们可以宽泛地把她们视为农村工人阶级家庭主妇。她们照顾两个甚至更多的孩子，有时候还需要照顾其他的家庭成员。家庭和照护工作使得她们每天都很忙碌。除此之外，她们大部分都会定期接⼀些简单的、可以在家⾥完成的缝纫工作的订单。工厂将主妇们的家庭作业纳入到它们的生产当中，将零工分配给不同的家庭。村民们在闲暇之余，就利用他们⾃己的工具去完成这些订单，然后由司机运走这些货品并支付非常少的零工费用（通常不超过⼀位数的欧分）。这种类型的工作不只是在中国很常见，在世界上其他的低收入地区⼀样普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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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❥东村 ⾥，妇女从这类工作中获得的收入非常少，对家庭收入而言也并不是特别重要。在财政上，她们的家庭大多仰赖于丈夫和其他家庭成员的工作收入。虽然有相当多的村民⾃耕⾃用不同的蔬菜，很少人以务农为生。就众多在外打工的男人来说，他们有的人每晚回家，其他人在更远的地方工作，只会偶尔回来。还有的人在工厂或者更大的公司工作，或是做⼀些小生意。甚至还有人在菲律宾工作。并不是所有人都接受过中学教育，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更是少数。在很少见的例子⾥，村⾥的女性会在公立学校做老师。
中国的城乡差异非常巨大，不只是在收入层面，更重要的是在获取教育、医护、社会服务、消费、和文化服务等资源的层面。在❥东村 ，有少部分赚到足够钱的村民，会用他们的积蓄买⼀套城市⾥的商品房，只是偶尔才回乡下。但即便城乡差异巨大，想当然地认为村民就是穷也是不对的。比方说，超生产队的村民们都拥有⾃己的房子，而且大多外形美观、室内整洁。大部分人都能养得起⼀个以上的孩子，妇女可以免于打工而留在家⾥照顾家人和小孩，从而承担起备受村民推崇的传统、保守的榜样形象。大部分的食物都是从当地农民和农贸市场买来的，村⾥也没有贩卖方便食品和罐头食品的超市。比起在法兰克福购买和制作食物，村⾥每日的例行公事，比如购买新鲜蔬菜和其他食物、打扫卫生、煮饭、腌制食物和其他工作，需要花去的时间要多得多。而村⾥的同侪压力，则是另⼀个使得妇女除了家务和照料小孩以外没有闲暇时间的原因。如果你的房子不够干净，走廊没有打扫，或是你的小孩穿的是脏衣服， 你的声誉会在村⾥的闲言闲语中有所折损。如果你没能达到性别规范的要求，你便会被别人看低，而这种感觉将会在村⾥如影随形地伴随着你。而这种声誉，或许，比丈夫挣多少钱更为重要。
吸引这些妇女去参与“超生产队”的动机和目标是多样和多元的。尽管她们并不需要通过合作来挣钱，她们依然很欢迎这样的合作，因为村子⾥并没有其他的选择。除了日常的安排以外，村子⾥也没有其他的娱乐活动。她们彼此相识，但家庭和性别规范使得她们彼此分隔开来，⼀起做某些事情也是⼀个绝佳的社交机会。当然还有她们其他的参与动机，我们并不想简单化地描述。用缤纷的设计将广告横幅和裙子做成不同的服饰，似乎是⼀件不同寻常和好玩的事情，同时也非常的触手可及、信手拈来，因为每个人的家⾥都有缝纫机。这看上去仿佛就是最好的传达媒介——而它实际上意味着什么，可以通过SYNNIKA现场的详细阐述和超生产队持续的创作来进⼀步探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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